吴敬琏:中国最大的可能风险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撰文: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实际是在财政金融部门 近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经济峰会”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实际是在财政金融部门简单地说,就是从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种语言说,在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它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 改革优先顺序 吴敬琏表示,这个说法和过去30多年的流行说法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改变过去有一种改革战略叫寻找突破口,寻找一两个突破口,经过若干年把所有需要突破的地方突破了,新的市场体制就建立起来 自从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里面提出,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对改革的设想似乎占主流地位,就变成从一个系统的观点去看显然找一两个突破口,大概就不是一个主流的看法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优先顺序,优先顺序意味着不是一两个突破口,而是一组什么重要的改革项目 “这个看法我觉得比起一两个突破口是更加具有系统性的观察,但是根据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是改革项目各个方面的改革项目是336项,在336项里面”吴敬琏称 那么,选择哪些作为优先呢 吴敬琏认为,根据1993年总体方案设计和从1994年开始的上一轮改革有一个概念是有用的最小一揽子改革,现在的330多项改革里面,要选出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一个叫做最小的一揽子改革它是一个系统,不是单项的突破口另外一方面,又不是面面俱到因为你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选出那些最重要的,而且关联性最强的来进行 怎么来选呢?从现在到202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可能有几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应该选些什么呢,这个选择最小的一揽子改革就是优先项目,选哪些呢?现在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一种想法是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先改难的呢靠后,优先顺序就以难易来排序,先搞容易的而在实际的选择上,似乎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说有共识的先改,没有共识的后改 比如有共识的简政放权就可以先改,有些事情,共识比较原则,具体的来说有不同的意见 就可能要放后了,比如说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国企的改革,国企改革有一点共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好像是有共识,但什么叫混合所有制,怎么搞混合所有制,其实并不很一致 吴敬琏认为,优先顺序最好是按照需要,按照让我们进一步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所必须进行的改革,作为最优先的改革 吴敬琏称,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这个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而要提高它的运行效率,就一定要有一个体制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定水平的能够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 它所必要的改革,都应该放在优先地位,如果说没有共识,要做工作很快的形成共识,否则的话,这个改革形成的新体制,不能够发挥作用,不能提高效率,改革最终会受到挫折要让它能够发挥效率,就要选择那些最必要的改革来优先出台,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部门就是非常重要的,国家部门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政府,另外一个部分是国有经济 因为过去到底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过去十年里面政府的作用变的越来越大,这是我们经济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改革的初战就能够发挥作用,大众能够在改革中看到实际的好处,就一定要精心的设计选择出这样一些必要的改革 短期增长风险 什么叫短期增长风险,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增长率掉到了所谓底线以下就叫风险了,还是什么意思? 吴敬琏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增长的速度是7.5还是7还是几,另外一种解释是对的,我们要保的不是7.5,七点几,而是要保就业 吴敬琏还强调,要保不单是就业的数量,而且是就业的质量“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最普通的劳动力,比如说家政服务或者保姆,他们是短缺的,工资是在提高的,而且他们的平均工资,比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还要高,这是我们就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根本问题是生产结构” 吴敬琏说,像我们这样急需提高技术水平,急需提高效率的一个国家,既然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他们的紧缺程度会比最普通的劳动者家政服务劳动者还要差,这说明我们的生产结构有问题,也就是说,增长方式有问题,或者发展方式有问题我们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实际是在财政金融部门 简单地说,就是从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种语言说,在资产泡沫已经形成,于是它就出现一种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根本解决,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改革,在于形成一个有效率的体制 但是改革要发生起效果,起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于是在这个期间,就有可能需要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的防止一方面是靠我们的宏观当局用短期政策保持不至于发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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